也谈谈神来之笔

作者: 时间:2020-06-16A与生活415人已围观

也谈谈神来之笔
世事纷扰不用怕,皆因关上门后自有一片天地 - 这对门不是指家门,而是眼睛。每人都有一对眼,张开后可以观察四方,闭上可进入无边的想像世界。

佛家说人可以了知生死,得到永久解脱之境界太高远,比世俗的所谓聪明才志还要高,自问未有足够智慧去领悟。西方斯多葛主义(Stoicism)的哲人要求则低一点,毋需看透生死,只要在慾望的考验前保存理性,心神不因世事而乱,就是智者。这个用来明辨是非的理性与天神之本质相应,能令心境平和,不受外界干扰。因此古代西方相信,人类身上本来就带一点上天的智慧,只是我们不自知。可是,人的思绪好似河水,天朗气清时清澈见底,风暴一来,捲起河床的千年淤泥与秽物,令河水变浊水,沖上河岸使得没有一处是净处。

听家人说过,某年夏季到泰国旅行,遇上泛滥遂在街上涉水而行,看到水中浮着的都是死老鼠和蜈蚣,吓个半死。有人形容目前香港正在打十号风球,人人心惊肉跳,七情六慾都被翻出来,有人抑郁,亦有人愤怒。但试想,既是山竹袭港,毒虫怪物都自然都会走出来,不论是内在还是外的在,且任它随水流飘去,不用惊惧。

适时放手,成为上帝的载具

时局纷乱资讯爆炸,正好趁机谈谈个人感受。既是学生,写作的时间自比一般人多,此处成了笔者另一个写作天地 - 以法文写论文是一件难过的事。由于母语不是法文,因此很多地方词不达意,而且学术写作有特定格式,不能随心所欲。这种写作是没有生命的;但却不代表写这个专栏就一定有其生命。何解?凡是视文笔为工具,役使之以遂个人目的,都不能让文章获得自己的生命。从前法国人用fureur形容诗人写作时获得的神圣灵感 - 因与天地契合,才能借上帝力量写出传世诗句。在西方传统里,诗是所有文体的雏型;亦有说诗是所有知识的起源。

Fureur狭义是震怒、狂热。愚见是,以狂热比喻上帝力量降临一刻的力量较为合适,但亦不足以充份表达其意思;皆因这种来自未可知的力量,本就难以言传。现代世界早已失去与天地沟通的能力,先天的灵性被埋没,再也没有诗人和赏诗的人;文字亦逐渐由神圣话语的载体,演变成日常生活的工具 - 写者往往怀有目的,再以文字达成自己的愿望。学生做功课为了顺利得高分毕业。下属写报告时只想向上司交差。在网上写status则动机各异,许是说服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,或发一下牢骚,突显某些个人风格。所以,人类借助文字力量的时间,比借钱还要多。

使用文字是自然不过的事,可是笔不一定会听你的话。执笔忘字是小事,另外还有欲写而不能写,难以把所思所想化为文字 - 好像发了一场美梦,不论有多想记住梦中细节,最终只会忘掉,想说也说不出来,正是竹篓打水一场空。还有的是,你本想以文字表达某个意思,但听者却领略到截然不同的意思。因此,笔者一向认为笔有自己的生命,有自己的性格。我们不是不可以用它,但要常常跟他联络感情,不可老是临急抱佛脚。另外,下笔时候适时让它发挥一下,不要总想命令它 - 让笔带领着你走,而不是你牵着笔走;往往会得出意想不到的结果。

蒙田:「吾书之素材无他,即吾人也。」

笔者敬爱的法国作家蒙田(Michel de Montaigne)说过,他要写的是自己,而不是用言辞伪装的假面具;笔者则认为自己不单在写一个自己,也是写出另一个自己我;或说,是另一个自己在写作。那个「我」乃好事之徒,必须老老实实坐在桌前写,他才会走出来,发表一下议论,然后离开。听上去有点像精神分裂,像Dr. Jekyll and Mr. Hyde,好好先生在夜间变成大坏蛋,到处作恶 - 「我」才没那幺可怕。现代的心理分析学称之为潜意识。笔者倒认为,意识没所谓潜在或不潜在,皆因人本来就会随着际遇而改变生活形态和性格。上天给你再活一次,你就是另一个人了。况且,很多古怪的想法只会在特定环境下才会流露,所以一个人可以抱持很多意见但全都是过眼云烟 - 「我」苦苦说服别人相信一件事,过几日自己的想法又不同了,落得一场空。

现代人很执着认识「我」,把「我」的尊严抬得很高,想为自己的性格下定义、搞形象,其实都是白忙。现今所有广告卖点都是寻找真我,只因大家都无法接受现实中的自己而自我欺骗。笔之所以有趣,就是给自己的想法一个机会,将一直蛰伏之想法挑出来,看它长出甚幺奇花异卉。博览群书、善于思考者,古代中国人以「下笔有神」形容之。腹中墨水聚集前人、先贤的神识与灵魂,所以思想种子特别多、特别好,能种出个大花园;看很多书但不消化的人,他的花种来种去仍是老样子,因为都是胶花。脑里未经消化的知识和资讯,就如在胃里停留过久而腐化的食物,终会拖垮身体,人亦变得目光呆滞,没有生机,如同枯草 - 这不是比喻,是事实。读书能够增进智慧,不应变成形同枯槁的活死人。

欧洲初有印刷术时,书本珍贵之极,一部诗集印妥后,必须一手交一手,在读者圈中传阅,因此几十个人可能都看过同一部书,作者名字则用细小的字款低调地印在书页上。当时的文人有一奇特习惯,就是爱在人家的书上写评语;读后觉得这句写得不好,就将整句划去,再在旁边补写新一句,一点面子也不给作者。

现今的作家,尊严则大得多,不愿被人改动自己作品,也不愿被批评。其实,不单是作者,读者的自我也很大,会因为不喜欢某个情节而去信作者或出版社要求改写;谁也不服谁,因此编辑和阅读过程中不时瀰漫着火药味。今时今日,写作也是一场各人表现自我慾望的交战,谁对谁错说不上,要保持心境平和不易。

也谈谈神来之笔

文人多官司?

1857年,法国两大文学鉅子同时被法国政府告上法庭。文豪福楼拜(Gustave Flaubert)描写婚外情之小说《包法利夫人》(Madame Bovary)与诗人波德莱尔(Charles Baudelaire)诗集《恶之花》(Les fleurs du mal),内容涉及对现实世界阴暗面的描述,在当年风气保守的社会掀起热议,被指内容有伤风化,违反宗教与道德。而两位作家都拒绝删改内容。当时法庭认为文学与社会道德挂勾,故须传达于社会有益的价值观。最终《包法利夫人》毋须改动一字,福楼拜亦只被法庭谴责;至于波德莱尔则被判罚款,同时《恶之花》须抽起部份章节方可出版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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